心理咨询室里，几位中年人坐一起，诉说着和孩子之间的问题，说着说着，抱头痛哭起来。

　　那个画面让饶一晨感到震惊。201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人类学的他，到一家网瘾治疗机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

　　在这里，他发现被送来治疗的学员，90%是因为无法调和的家庭矛盾，很多学员有很深的家庭创伤，而家长却认为游戏抢走了他们的孩子，不知道该如何和孩子去沟通。

　　饶一晨逐渐发现，“是我们家庭的系统出了问题，管教模式出了问题，对孩子的期待出了问题——这个是没有得到讨论的。”

　　近些年来，饶一晨仍密切关注“网瘾”话题和相关政策。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的真实身份认证、游戏时长限制等提出要求，被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政策”。

　　随后，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

　　政策落地满一年。饶一晨认为，政策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能不能治标，取决于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解决网瘾问题，最关键的是要解决教育现实和游戏现实的落差。

　　【对话饶一晨】

　　“游戏是他表达的媒介”

　　澎湃新闻：你当时去的网戒机构是什么情况？

　　饶一晨：去之前，我只在新闻里看到过网戒机构，会想象里面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惨绝人寰？去了以后，反而觉得没那么特别，它给你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去的时候，这个机构刚搬了家，在郊区一个类似军营的地方，学员们穿着军训制服正在训练。

　　澎湃新闻：机构里面的学员是些什么情况？

　　饶一晨：这家机构有五六十个学员，女生不超过10个，大部分14~25岁，也有一些读了大学甚至研究生的，也有参加工作的。有一个很特别，30多岁，他老婆和家人带他过来的。

　　学员基本都是被家长“骗”过来的，一半是因为网瘾问题，玩《英雄联盟》上瘾；另一半则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叛逆、打架、斗殴、混帮派，还有一些有毒瘾。女生基本都是早恋、抽烟、喝酒、打架。

　　90%都是因为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被送过来治疗。在这之前，家长试过不同的办法，说教也好，打骂也好，带孩子看心理医生也好，可能最终演变到孩子要离家出走这种地步，才做出这个选择。

　　澎湃新闻：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的学员？

　　饶一晨：我记得有一个学员14岁开始，靠卖游戏装备赚了40万。

　　还有一个13岁，读六年级，是整个机构最年轻的，他家长是小学老师。他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会不会打《英雄联盟》？

　　他特别喜欢玩《英雄联盟》，天天跟别人讨论他在游戏里操作什么，每天闲下来就在纸上画游戏，脑海里想象自己在玩。别的学员说不应该讨论游戏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心理咨询师说，玩游戏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的。

　　他的咨询师告诉我，只能给他做一些游戏治疗或者催眠，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很痛苦的东西没办法说出来，可能跟他在家庭里遭遇的创伤有关，只能通过玩游戏、沙盘表达出来。对他来说，游戏反而变成了他用来表达的媒介。

　　还有一个高中生给人的感觉比较木讷，说话慢，声音非常轻，你问他一个问题，可能要等10分钟他才说得出来。

　　他妈妈说，他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比较放松，说话声音变得比平时洪亮，跟变了个人一样。可能他小的时候，每次做慢了或者做错什么，家长就会责骂他，把他吓到了，变得不爱说话。

　　在游戏里，没人这样对他，他非常放松，约束他的那些东西消失了。对他来说，网瘾是他排解内心需求的一种方式，是他放松的一个契机。

　　家长“坐在一起抱头痛哭”

　　澎湃新闻：这些学员的家长是什么情况？

　　饶一晨：家长很多是教师、警察这种，文化程度比较高，但是陪伴孩子时间比较少。

　　他们完全没办法理解孩子。孩子以前很乖的时候，他们觉得充满了希望，现在觉得好像游戏改变了他们的孩子。

　　澎湃新闻：除日常训练外，这家机构怎么去治疗呢？

　　饶一晨：大部分网瘾治疗机构都有心理治疗，这个机构比较特别的点在于家庭治疗，把家长纳入治疗体系，当作治疗的关键。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劝家长留下来治疗。很多家长听了感觉，我有什么问题？

　　有的父母一方会来一段时间，有的让爷爷过来，也有的都不来。学员会互相比较，说你的家长来了，为什么我的没来？心里会有落差。

　　这些学员一到心理咨询室，好像变了个人，变严肃了。他们会谈到父母，谈到自己过去的问题、对未来的想法。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家跟父母大打出手，说自己多恨父母，但又没办法离开他们，很希望得到理解和认同。

　　每周二周四下午，家长有团体治疗，坐一起开恳谈会，把内心的痛苦说出来，之前做错了什么、反思了什么，互相鼓励。你很难想象这么多成年人坐在一起抱头痛哭的场景。

　　澎湃新闻：通过调查，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

　　饶一晨：网瘾在中国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大一个原因是家长和孩子沟通的问题。一方面，教育竞争压力很大，很多家长也希望孩子可以玩，但是到了中考高考的时候，这个现实非常残酷地摆在他面前——如果孩子成绩不够好，就面临被教育体系淘汰的命运，所以他不得不去让孩子更加努力的学习。

　　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羞辱式或压力式的教育。孩子们的休息时间被压榨得非常少，他们需要更短、平、快的娱乐形式，比如说“吃鸡”、《王者荣耀》里非常高强度的竞争，带来的每一秒的成就的快感，是他们在学校里得不到的。

　　当他在学校里面得到的不是鼓励，不能逐步看到自己的进步，而是不停地质疑自己，为什么又掉了几名，开完家长会、家长回来劈头盖脸地骂他，说他这不好那不好，这个其实就是很负向的反馈。

　　大家越来越过度地去选择这些短、平、快的游戏娱乐方式，背后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短期或者对功利性的追求，让大家丧失了对生活和教育本身的快感。

　　我去的那个网瘾治疗中心，很大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把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模式重新做个调整，让家长说的东西孩子能听进去，或者说他觉得你是在尊重他的前提下，跟他商量这件事。

　　澎湃新闻：家长该怎么跟孩子沟通比较好？

　　饶一晨：比如说，有些家长看到孩子打游戏，会跟孩子讨论游戏里吸引他的是什么，去了解孩子为什么想玩这个游戏，理解他玩游戏背后的动机。家长可以跟孩子商量，每次玩游戏大概在什么时候。这样孩子会感觉自己有一定的主动权。

　　父母跟孩子之间比较好的沟通，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去沟通，家长以平等的态度真诚对待孩子，包括说话的方式，对孩子想法的尊重、倾听。

　　“网瘾的本质是相互连接的问题”

　　澎湃新闻：这个机构的学员经过治疗后，效果怎么样？

　　饶一晨：效果因人而异，跟这个孩子适不适合咨询师有关，也跟他的家长配不配合有关。

　　有效果的往往是那些家长过来，会去改变自己的家庭。你会发现，这些家长面对孩子时，会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经常性责骂，变成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再到不停地学习、改变自己，去跟孩子探讨，慢慢变得更加自如，跟孩子好像成了可以交流的朋友。

　　他们每次跟孩子出门回来后，会跟咨询师说自己今天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会去总结。当双方都去反思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也有的学员适应机构环境后，变得有点机构化了，在机构里他认识了很多朋友，外面的世界变得更加陌生，他害怕出院，不知道出去后能不能适应学校生活。

　　所以这个机构会事先安排一些家长跟孩子出去一两天，或者独自相处，让他们去适应下，看能不能够好好沟通。

　　澎湃新闻：机构里的学员后来怎么样了？

　　饶一晨：他们大部分待6~8个月，我离开的时候，一部分人走了，一部分还在。有的后来当了电竞公司老板，有的考上大学。

　　澎湃新闻：这次调查后，你怎么看待网瘾问题？

　　饶一晨：网瘾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用来表达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西方常规意义上的病。

　　网瘾作为一个现象，我觉得是社会的一个连接的变化，它代表的其实是我们越来越习惯通过一些短、平、快的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建立联系。当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变成了游戏想让我们变成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网瘾的本质就是一个相互连接的问题，人和人之间、人和世界之间，怎么去更好的连接的问题。

　　澎湃新闻：这次调查之后，你有再关注网瘾问题吗？

　　饶一晨：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网瘾话题和网瘾(治疗)方面的政策。每隔两三年大家都会讨论一些，每年有各种各样的新闻。

　　大家讨论网瘾到底是谁的责任的时候，没有去想网瘾的本质是什么，只会想这是游戏公司的错，要不就是家长没管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还是，大家在玩什么东西，一直都没有被正视。

　　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讨论，网瘾治疗机构到底治疗的是什么？

　　它更多治疗的是家庭，是我们家庭的系统出了问题，管教模式出了问题，对孩子的期待出了问题——这个是没有得到讨论的。

　　“政策只是辅助手段”

　　澎湃新闻：2021年6月出台的“史上最严防沉迷系统”政策，你怎么看待？

　　饶一晨：通过限制游戏时间的政策，来帮助家庭解决网瘾问题，早在2003年就已经出现过。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把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写进《未成年人保护法》。

　　这么多年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法律法规去解决网瘾问题，永远是一个有效但是滞后的现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长的焦虑。

　　很多家长也知道，他们没办法、也不可能永远不让孩子玩游戏——你不让他玩，他会闹得更凶，偷偷去做其他事情；不让他玩国内游戏，他可能去玩国外游戏，国外游戏是没有反沉迷的；不让他们玩网络游戏，他们可以去玩单机游戏，玩手机上其他类型的游戏。

　　当这个东西转入了一个家长更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这其实增加了家长和孩子的沟通成本。

　　虽然某些网游只能在特定时间段玩，如果他们想让孩子在其他时间玩，或者他们觉得孩子可以玩超过三个小时，孩子已经提前把作业写完了，这种时候，家长可以用自己的号码去帮孩子实名制，注册账号去玩。所以其实最终的权力还是交到家长手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能不能治标，取决于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大城市生活的孩子，他的游戏渠道比这些规定里提到的游戏渠道多得多。但如果是农村或者县城的孩子，这个限制对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作用，因为他们信息面没那么广，接触到的游戏源(产品)没那么多。

　　澎湃新闻：针对网瘾问题，你认为有什么可行的举措？

　　饶一晨：造成网瘾问题有非常多的现实因素。

　　现在有一些游戏完全是基于虚拟的满足感去设计的，比如像《红旗》为代表的升级、称霸全服的游戏机制，只要充钱，就可以做到全服前几，整个服务器为你服务，尽可能满足你的爽感，然后到了一定阶段，创造一个新的更强的人来跟你抗衡，让你不停充钱。它其实就是个赌博。

　　当一个游戏行业越来越像赌博行业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去限制他们的一些设计吗？监管机构不如直接对游戏的盈利模式下手。

　　另外，如果国家能更多地去开发不一样的职业上升通道，比如说职业教育，不要让读书不是很好的人无路可走。

　　与其限制他的游戏行为，不如改变他的生活环境。当他能够在现实中找到更多的快乐源泉，就不会那么容易成瘾。

　　澎湃新闻：作为家长的话，孩子沉迷游戏的时候，能做什么？

　　饶一晨：从家长角度，可以做很多的改变，如果他们意识到家庭有问题了，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找家庭治疗师，帮他们认识到家庭沟通里的一些问题。

　　家长要意识到自己是这个问题里的关键，要做一个好的沟通者。如果能主动去倾听孩子的声音，肯定是最好的。

　　另外，真正从事游戏工作的人，反而不会有强烈的网瘾。送孩子去学电竞，也是可以去探索的一条路。

　　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